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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这个谜团迷了我一辈子”

  2017年3月8日,早上八点,60岁的王明新举着一张寻亲信息牌站在集贸市场门口。

  信息牌上用大字写着她的寻亲信息。“我是十个半月大的时候被家人放在了上海黄浦公园的长凳上,” 王明新拿着儿时的照片一一细数当年身上的特征,“1958年5月4日,中午12点被遗弃的,穿着红皮鞋、花裤、鸭舌帽,身上还有生辰条。” 不时有过路的人停下来仔细看牌子上的字。“我知道家人用心良苦,他们希望我活命。”她向过路的人解释道,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。

王明新与高庆霞坐在敬老院门口,王明新坦言自己目前家中也有儿孙需要照顾,外出寻亲越来越需要得到家庭的更多支持。 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杨一 姜昊珏

  这次和王明新一起来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寻亲的还有12个人,他们平均年纪在60岁,都是在1960年前后被遗弃的孤儿。彼时正值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江南地区遭遇大饥荒,很多家庭尤其在农村,生活难以为继,不少人只好将刚出生的孩子远送他乡。其中,很多人都选择将孩子送往上海,认为在大城市活下去的希望更大。而弃婴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上海的承受能力。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,江苏、上海、浙江地区至少有5万婴儿沿着北上的列车,陆续被送到了我国内蒙古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等地。当时,十个半月大的王明新很快被送上了开往河南的列车。

  寻亲团成员举着横幅站在文化广场,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数次前往宜兴寻亲。

  集贸市场门口的人群越聚越多,围观群众大多都是本地人,年龄也同寻亲者相仿。只要有本地人来看寻亲信息,王明新便会连声道谢:“我们是来报恩的,不图其他。”在河南家里,王明新只要听说有江苏人来新乡出差,恨不得请那人来她家里吃饭,“就是亲人的那种感觉。”

  接近中午时分,农贸市场逐渐安静下来,围观者寥寥,这些年过半百的寻亲者踟蹰在烈日下。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很陌生,又好像很亲切。

  高塍镇综合集贸市场门口,镇上的居民围着寻亲者簇成一团,寻亲者一遍遍地说着自己的故事。

  年纪越大,寻“根”问底的想法就越强烈

  三月,天气回暖,江南土地上渐渐露出了春色。这次是吕顺芳今年组织的第一场“寻亲会”。从2000年开始,坚持组织寻亲活动17年,年纪相仿的寻亲者都爱叫她“吕大姐”。与其他来参加寻亲的人一样,吕顺芳本人同样经历着寻亲过程中的煎熬:1960年4月,地里的野菜早已挖空,连树皮也都快被剥光吃净了,吕顺芳的母亲决定,把最小的年仅3岁的女儿吕雅芳送人。

  吕顺芳多年寻亲,家中堆着上千份寻亲资料,大多数人都希望从她这里获得和亲身父母相认的线索。

  2003年,母亲去世后,寻找妹妹几乎占据了吕顺芳全部的生活:“倾家荡产也要找回妹妹。” 靠着举办寻亲大会、开设寻亲网站,她先后帮助300多人找到了自己的家,至今却仍没能找到当年被送人的妹妹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。起初是从南方各福利院查询,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,成功者寥寥无几。直至90年代,各地逐渐掀起了寻亲的热潮。

  对故土的思念烙在每一位寻亲者心里。王明新记得,小时候一出门,别人就指着她说“上海仔”。这三个字的印记越来越深,年纪渐长之后,别人只要说到“上海”两个字,她就忍不住想哭。有次和女儿怄气,女儿随口说出了一句,“你是谁啊,你从哪里来啊,为啥教训我。”这句话大大刺激到了王明新,她知道女儿是无心之过,但也为此生了好几天的气。她决定要解决这个人生难题——我是谁,我从哪里来。

  对这一批寻亲者来说,无论是自己还是父母,都时间紧迫。

  对她来说,自己和将她遗弃的亲生父母,就是彼此人生中残缺的那个部分。2008年5月1日,王明新第一次离家南下寻亲。渐渐地,也结识了不少和她一样的寻亲者,对他们来说,年纪越大,寻“根”问底的想法就越强烈。

  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江苏宜兴高塍镇上几乎家家都有弃婴。“只有送出去才有可能不被饿死,”吕顺芳说道,因此她带着13位寻亲者选择来这里碰碰运气。

  “如果真有找到家的那天,我要组织唱台戏”,关于相认的那天,任纪岗心中早有设想。

  家住山西黎城的任纪岗也在这次的寻亲队伍中,他是13名寻亲者中仅有的两名男性之一。任纪岗命运的开头和王明新非常相似,1960年他被遗弃在上海一户人家门口,之后在福利院待了两天便被抱走北上。“我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,街坊邻居都知道,”任纪岗说,“养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谈到过我的身世,迁移信息卡都被藏了起来,上面身世家庭地址清清楚楚。”被养父母接到山西后,任纪岗如同亲生一般被抚育长大,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吃着鸡蛋长大的”。25岁开始,任纪岗在山西当地跑上了业务,天南地北地出差,个人事业越做越好。关于寻亲的念头,他没有多想过。直到2014年11月,与任纪岗同村的一位村民经过DNA比对找到了亲身父母,激发了任纪岗寻亲的念头。

  吕顺芳带着寻亲团成员穿过狭长的地道。

  原本深藏的情感渐渐清晰起来。寻亲信息卡上确切地写着他被遗弃的地址:(上海)闸北区象山路140弄12号门口。“当时看到上海教育电视台在做一档寻亲节目,我就打电话请他们帮忙,”经过一番查询后,他得到了被遗弃时的地址,但被告知该地已被动迁改造,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。

  在山西黎城村里,像任纪岗这样从上海抱养来的孩子就有七八个,可如今出来寻根的只有他一人,“大家生活都过得去,其次在山里也没出过门,也就都不出来了。”妻子也劝过任纪岗不要再南下了,家中在当地经营酒楼,生意繁忙,可对任纪岗来说一年两次的寻亲会怎么都要去。

  28岁的时候任纪岗曾找过一个算命先生,“算命的说我的亲生父亲还健在,但是这一生无缘相见了。”任纪岗没有认命。“迈开这一步,未来总要把根找到。”几年间,他跑遍了南方的城市。“寻亲路这一路的滋味不好受,酸溜溜”,大部分寻亲者都有这样尴尬而复杂的感受。

  王明新向高塍镇上的居民讲述当年自己被遗弃的经历。

  寻亲已经到了第八个年头,王明新清楚记得第一次来到宜兴,吕顺芳领着她去当地一户人家做比对时的情景。王明新说,当时双方答应做完DNA鉴定以后再联系,完成检测后,王明新试图联系对方,得到的是一个已经变更的号码,从此杳无音信。

  在吕顺芳看来,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。漫长寻亲岁月中,复杂的社会关系,以及人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寻亲的最终结果,就算DNA比对成功,一些微小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双方不再往来。

  但寻亲者们没有放弃。

  这些寻亲团举着信息卡在高塍镇街边一户户地打听,逢人就问当年有没有丢弃孩子,当地妇人三三两两抱着孩子站在路边嘟囔:“他们好奇怪。”

  寻亲团三三两两沿街打听。

  不能放弃的“碰运气”

  90岁高龄的夏凤英老太住在宜兴和桥夕阳红敬老院。“三年困难时期”将家中最小的三岁女孩送走。据老人回忆,三岁女孩临别时哭声很大,“妈妈不要送我,妈妈不要送我,”夏凤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养活她了。

  吕顺芳带着寻亲团来敬老院和老人见面。

  高庆霞蹲在90岁的夏凤英身边,夏凤英一遍遍地说,当时真是不得不送走小女儿,家里一粒米都没有,实在没有办法了。

  “太像了,太像了”,寻亲团中的成员拿着手机里一位寻亲者的照片与老人反复对比。王明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侧着头,面带微笑看着老人,“我妈妈要是活到这个年纪应该也和您一样大了,”王明新说道。由于年纪太大,老人听力下降严重,大家凑在老人耳边,用北方普通话一字一句地问着,老人用宜兴本地话说着关于当年的故事。双方好像都听懂了,好像又都没懂。

  王明新还是没忍住流下了眼泪。离开养老院前,一直抚摸着老人的白发,喃喃道,“我们这一走不知道哪年再回来,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妈妈,”一旁同来寻亲的秦建英边哭边拽走了她。

  阳光下,老人看着他们的身影越走越远,挥了挥手,王明新不敢再回头。

  3月11日,在宜兴待了4天的任纪岗准备离开,走之前决定要买一件礼物,“带回山西去,给他们看看我故乡的紫砂壶。”

  吕顺芳则安排寻亲团其他成员再去宜兴市区文化广场试试运气。文化广场当天举办着一场活动,主办方免费赠送绿植,五六十岁的人群里里外外围了两层。排队领绿植的人群缓慢向前移动,不时有市民侧目向寻亲团看去。有寻亲者在同伴肩上哭泣,“感觉自己像商品一样,都是相仿的年纪,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。”领免费绿植的队伍越排越长。

  王明新不放弃任何一点机会向人打听。

  王明新走向人群,拿着信息卡四处询问,街上的群众连连摆手,“没见过,没见过。”说完连忙背过身去,不再看向寻亲团。“我想报答亲生父母养育我十个半月的恩,骨肉亲情,恩如泰山。”王明新站在街头,心里想了很多话,却没有人愿意听她诉说。王明新不是没有想过放弃,每次踏上寻亲路,她都说是最后一次。可是过了冬天、春天的时候,又坐上了驶向江南的列车。

  拿着回河南新乡的车票,王明新背着书包坐上长途车,叹了口气。“我们都老了,头发都白了。”

  “每次高高兴兴来,却总是垂头丧气回去,到家两个月心里都放不下。”寻亲的人们说。来源澎湃新闻记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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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胡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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